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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什么?罗西里尼用三部电影把它剖开给你看

2019-4-7 19:3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24| 评论: 0

摘要: 当年《卡萨布兰卡》那个经典的结尾第一次在电影院上演的时候,不知道多少观众在心里问,那个叫英格丽·褒曼的大美女在生活中到底嫁给了谁?后来他们都知道了,嫁给了意大利导演罗伯特·罗西里尼。罗西里尼凭什么赢得 ...


当年《卡萨布兰卡》那个经典的结尾第一次在电影院上演的时候,不知道多少观众在心里问,那个叫英格丽·褒曼的大美女在生活中到底嫁给了谁?后来他们都知道了,嫁给了意大利导演罗伯特·罗西里尼。罗西里尼凭什么赢得女神芳心?答案当然是他的电影才华。据说当年褒曼看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后激动不已,当时就给罗西里尼打了电话,请求合作。罗西里尼被公认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而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莫过于拍摄于1945至1948年的“战争”三部曲,即《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战火》(又名《游击队》)和《德意志零年》。三部电影从不同的视角,由浅入深的切入“战争”内里,不仅奠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叙事逻辑,也完整呈现了导演罗西里尼关于战争与人的深度思考。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影响了太多的战争电影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拍摄于1945年,彼时欧洲战局甫定,日本还在东亚负隅顽抗。凶残的法西斯主义走向穷途末路,人民的反抗情绪空前高涨。这时,世界形势特别需要文艺作品承担起凝聚力量的责任,罗西里尼和他的电影站了出来。坦白说,本片在技术上算不得上乘,镜头语言和叙事技巧都相当粗糙,甚至由于资金捉襟见肘,连拍摄用的胶片都是劣质的。然而,罗西里尼认为,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从道德的立场去看待世界,然后才是美学。任何电影技巧的应用不能以牺牲或削弱主题为代价。不得不承认,片中大量的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的使用以及简洁有力的台词设计(或者根本没有设计),都为电影营造了一种粗粝的、直抵人心的真实感,与当时好莱坞精致、纤巧的电影风格大相径庭。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本片几乎是以纪录片的手法讲述了意大利地下反抗组织领袖、工程师乔治怎样被追捕、躲避、抵抗、被出卖,最后英勇就义的过程。电影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普通,情节也似曾相识,但这完全是因为它影响了太多后来的战争电影,尤其是东欧和中国。罗西里尼一方面在电影中有意压制情感宣泄;另一方面又不断用逼真的细节还原被占领时期罗马人民苦难生活的场景。乔治在逃亡的过程中住进了好友弗朗西斯科的家中,却牵连他被捕。弗朗西斯科的未婚妻皮娜绝望的追逐着囚车,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于街头。影片的情绪累积到这一刻迎来爆点,与观众隔空产生最强烈的情感碰撞。

影片结尾处,乔治在纳粹严刑逼供下牺牲,同情抵抗的神父,一个善良果敢又不乏机智幽默的老好人,也神态平和的步入刑场。种种场景设计暗示出前赴后继的革命者如耶稣基督一般慷慨赴死,影片将美好与良善撕裂,反衬出对法西斯暴行的人神共愤,也道出了抵抗从未停止,人民不可征服的主题。影片上映后,罗西里尼说“当时的情形即是如此!”这句话也成为日后新现实主义运动的座右铭。《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横空出世,仿佛一声有力的呐喊,通过简洁的表达有效地凝聚起底层民众的力量。电影在首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留名影史。

《战火》:迎接解放者的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

如果说《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是一次对残酷战争的白描,是导演站在民众立场上发出的控诉,那么《战火》则将关注焦点转向了战争与人的关系。虽然张牙舞爪的外形终于被消灭,但战争的破坏力却仍在波及民众的情感与生活。本片由六个不同的小故事组成,随着盟军在意大利的胜利,德军节节败退,六个故事发生在六个不同的城市里,有的侧重于描述敌我拉锯时民众的不安与恐惧,有的侧重于关注重获解放后人民的生活与情感。

以今天的角度,这部影片的“价值观”似乎并不十分正确。没有了万众一心的控诉和众志成城的抵抗,反而多了一丝不合时宜的焦虑。然而,一切又是那么真实,乃至于这真实背后折射出的冰冷逼着人们不得不直面那些不愿面对的客观存在。第一个小故事中,盟军攻入德占区后,并没有收获想象中的老乡带路和管吃管住,等待他们的反而是不同程度的惊惧和怀疑,唯一一个主动站出来帮助他们的小姑娘也是因为要寻找父亲和哥哥的下落。

《战火》

最精彩的是第三个小故事。喝醉的美军军官被站街女孩带回家。女孩从军官醉醺醺的自言自语中发现,他心心念的那个纯真的意大利女孩就是曾经的自己。女孩给军官留下字条后匆匆离去。酒醒后的军官却扔掉纸条,继续奔赴前线,留下女孩在两人初次见面的地方苦苦等待。重新找回的美好再次被粉碎,这种对内心的二度创伤很难说是由某个个体造成的。战争把它巨大的阴影投向人间,而罗西里尼的镜头负责捕捉和记录这阴影里的每一个角落。

最暖心的是第五个小故事。三名盟军随军传教士来到意大利某天主教堂暂住,但他们当中只有一人是天主教徒,其余两人是新教和犹太教徒。得知这一消息的教士们惊恐万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最后收留了这三个人。但由于信仰差异的互斥,他们决定通过断食来从形式上惩罚自己。这个从世俗眼光看来有点搞笑的举动,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战争阴云之下民众愿意暂时搁置一切争议,也反映了罗西里尼一贯的宗教观,即博爱与共融。

《德意志零年》:战败国的人民也有资格诉说苦难

到了1948年,欧洲战场尘埃落定,恢复和重建全面展开。罗西里尼关于战争的思考也更进一步。《德意志零年》把目光对准了战后德国的普通民众。父亲身染重病,哥哥由于参过军不敢露面,姐姐疲于支应,13岁的男孩为了维系家庭开支,不得不想尽办法外出谋生。本片是“战争”三部曲里电影语言应用最为丰富的一部。大量的空镜头和长镜头一方面直观的展示了柏林的满目疮痍;另一方面也隐喻了战后德国人民无处安放的内心。一般的观点认为,战败国没有资格诉说苦难,然而罗西里尼逆势而动,他的镜头对准的是全人类的苦难,并不囿于暂时的施害与被害。

《德意志零年》

战火虽停,但它真的走远了吗?罗西里尼显然不这样认为。他的镜头里没有热火朝天的家园重建,没有乐观向上的相互激励,相反却在不停地表露担心。小男孩为了赚钱帮助老师海宁偷偷贩运违禁唱片,当希特勒的声音在一片废墟中突然响起时,我们清晰地感知到导演传递的隐忧。影片后半部分,老师海宁(他已经被小男孩视作精神之父)无意中向男孩阐述了“优胜劣汰”的观点,却深深影响了男孩的价值判断。那个之前善解人意又勤奋勇敢的小男孩顷刻化身恶魔,毒死了病床上的父亲。影片以小男孩自戕的悲剧结尾收场,暗指法西斯邪恶精神的强大穿透力。罗西里尼为世人敲响了警钟:贫困本身并不可怕,但它却有可能为恐怖主义的落脚生根提供土壤。这一论断,在随后的70年中被无数次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深刻。

罗西里尼终其一生都在以电影为工具进行表达。他关注普通个体的苦难,呼唤友爱与谅解,他抨击法西斯暴行的残忍和虚弱,也警惕他们的卷土重来。他时而是一个离席的参与者,时而是一个在场的他者,固执地用镜头窥伺着人性中一闪而过的每一分软弱与美好。

文 | 任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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